张明：深化金融变革，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

发布时间：2025-05-19　点此：702次

来历：定见首领

　　定见首领 | 张明

　　摘要：科技金融作为“五篇大文章”之首，是树立科技-工业-金融的良性循环、大力展开新质生产力、完结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应有之义。内源式技能立异的展开壮大既是确保我国继续完结技能进步的条件条件，也是确保我国经济在未来继续较快添加的重要条件。科创企业的高危险、高收益、轻财物特征，使得商业银行等传统金融组织为其融资面对财物估值、信誉记载、典当品等经典难题。当时，我国的科技金融展开面对着广义股权商场展开缺少、高收益债券展开严峻滞后、商业银行科技融资投贷联动有限、常识产权商场展开缺少且常识产权融资展开较慢、科技金融生态仍需完善等问题。在此根底上，本文提出深化金融变革、做好我国科技金融大文章的八条主张。

　　2023年首届中心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科技金融要知难而进，聚集要点。引导金融组织健全鼓舞束缚机制，统筹运用好股权、债券、稳妥等手法，为科技型企业供给全链条、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支撑做强制造业”。2024年《中共中心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变革推进我国式现代化的决议》指出，“构建同科技立异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加强对国家严重科技使命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撑，完善长时间本钱投早、投小、投长时间、投硬科技的支撑系统。健全严重技能攻关危险涣散机制，树立科技稳妥方针系统。进步外资在华展开股权出资、危险出资便利性”。科技金融现已成为当时我国最炙手可热的抢手语汇。

　　有必要区别一下金融科技（FinancialTechnology，Fintech）与科技金融（TechnologyFinance）这两个简单被混杂的术语。依据维基百科的界说，金融科技是指一些企业运用科技手法使得金融服务变得更有功率，由此构成的一种经济工业。金融科技或许包含的技能包含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区块链（Blockchain）、云核算（Clouding Computing）、大数据（Big Data）等，上述四种技能被称之为金融科技的“ABCD“。

　　西方国家并没有科技金融的概念，而现在我国国内也缺少关于科技金融的公认界说。依据赵昌文等（2009）的界说，科技金融“是指促进科技开发、效果转化和高新技能工业展开的一系列金融工具、金融准则、金融方针与金融服务的系统性、立异性组织，是由向科学与技能立异活动供给融资源的政府、企业、商场、社会中介组织等各种主体及其在科技立异融资进程中的行为活动一起组成的一个系统，是国家科技立异系统和金融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据科技部（2011）的界说，科技金融“是指通过立异财务科技投入方法，引导和促进银职业、证券业、稳妥业金融组织及创业出资等各种本钱，立异金融产品，改善服务形式，树立服务渠道，完结科技立异链条与金融本钱链条的有机结合，为草创期到成熟期各展开阶段的科技企业供给融资支撑和金融服务的一系列方针和准则的系统组织”。

　　从上述界说中不难看出，金融科技的本质是用科技为金融服务，而科技金融的本质则是用金融为科技服务。而在上述两个关于科技金融的界说中，赵昌文等的界说更偏重于科技金融是一套为科技立异供给融资的系统，而科技部的界说更偏于科技金融是科技立异与金融本钱的有机结合。笔者以为，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完结中华民族巨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的“两个全局”布景下，打造服务于科技立异与工业晋级的金融系统，促进立异链、工业链与资金链的深度交融，树立起科技、工业、金融三者之间协同展开的良性循环机制，是大力展开新质生产力、完结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应有之义（张明、刘展廷，2024）。

　　本文谈论怎么通过深化金融业变革来做好科技金融这篇大文章。文章的结构组织怎么：榜首部分指出当时我国提振科技立异的重要性；第二部分厘清科技金融对传统金融系统提出的应战，以及总结科技金融展开的世界经历；第三部分整理当时我国科技金融展开面对的问题；第四部分为相关方针主张。

一、提振科技立异的重要性

　　1978年至2023年，我国年度GDP增速的均值为9.0%。从年度增速来看，我国在1992年与2007年双峰坚持，均到达14.2%的峰值。但是，从2007年到2019年，我国GDP增速由14.2%下降至6.0%。在2020年至2022年三年疫情期间，我国GDP增速的均值为4.5%。2023年我国GDP增速为5.2%。

　　导致2007年至2023年期间我国经济增速下行的原因许多，例如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出资驱动添加形式的功率下降、经济金消融程度上升、经济全球化遭受逆风等。不过，技能进步对经济添加的奉献下降，也是导致我国经济增速呈现趋势性下行的重要原因。

　　如图1所示，全要素生产率对我国经济添加的奉献（也即每年全要素生产率奉献了我国GDP增速的几个百分点），在2001-2005、2006-2010、2011-2015、2016-2020年期间别离为1.2、3.8、1.3与0.9个百分点。如图2所示，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速的均值，在2001-2005、2006-2010、2011-2015、2016-2020年期间别离为9.0%、10.9%、7.9%与6.1%。上述两个目标在曩昔10年的趋势性下降，阐明技能进步对我国经济添加的奉献显着削弱。

　　我国技能立异对经济添加奉献的下降，在必定程度上与技能立异后发优势的弱化有关。变革开放四十余年来，虽然国内自主立异对技能进步发挥了重要效果，但外源性技能进步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也即我国从海外引进技能，将其消化吸收后进行本土化改善与进步，为我所用。但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迸发之后，我国外源式技能进步的速度显着下降。原因之一，是跟着我国国内技能进步的提速，咱们间隔世界先进技能的间隔越来越近，要完结外源式技能进步，就只能引进世界最前沿的技能，这无疑本钱更高、可得性更差。原因之二，是跟着我国归纳国力的敏捷进步，首要兴旺国家对我国的警惕性显着加强，加大了对我国进行技能封闭与镇压的力度。在这一方面，美国对我国情绪的改动便是最显着的比如。

　　在奥巴马政府执政期间，美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着力打造“3T系统”，也即TPP（Trans-PacificPartnership Agreement，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TIP（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Agreement，跨大西洋交易与出资伙伴关系协议）与TISA（Trade in Service Agreement，服务交易协议）。美国结构3T系统的底子意图，便是要在WTO之外打造一套更高规范的全球交易出资规矩，并将我国、俄罗斯等大国扫除在外。在3T系统中，常识产权条款扮演着重要人物，这便是束缚我国等新式商场国家从兴旺国家取得先进技能的才能与空间。

　　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美国政府主张了针对我国政府的交易战，并且把交易战扩展至出资战、人才战与科技战。例如，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公布了《外国出资危险评价现代化法案》（Foreign Investment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FIRRMA），极大地扩大了美国外国出资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CFIUS）的权限，基本上封死了我国企业在美国并购高科技企业的通道（潘圆圆、张明，2018）。

　　在拜登政府执政期间，针对我国政府施行了所谓的“小院高墙”（Small Yard， High Fence）战略，即要点施行特定高科技范畴针对我国的技能封闭。例如，拜登政府在2022年通过的《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就清晰提出了要联合其他兴旺国家对我国进行先进芯片技能的封闭。

　　现在美国国内正在进行新一轮大选，胜负未卜仍未可知。但不管民主党继续执政仍是共和党东山再起，针对我国施行技能束缚将是政治正确的既定战略。

　　在可预见的未来，外源式技能进步的空间将会越来越狭隘，怎么有用激起国内自主技能立异才能，是我国政府的燃眉之急。内源式技能立异的展开壮大既是确保我国继续坚持技能进步的条件条件，也是确保我国经济在未来继续较快添加的重要条件。

二、科技金融对传统金融系统提出的应战以及科技金融展开的世界经历

　　科技立异的进程能够归纳为“创造”（Invention）、“立异”（Innovation）、“立异的涣散”（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这三个阶段。“创造带来新的技能、构思和常识，是立异的技能条件。立异是将创造效果初次辅佐商业实践的活动，是立异链条的中心。立异的涣散是把新的实践活动引进特定的经济社会环境，是取得立异赢利的要害”（董昀，2024）。用一个形象的比方来归纳，在0-100的光谱中，创造是指0-1的阶段，立异是指1-10的阶段，立异的涣散是指10-100的阶段。[1]换言之，创造是指技能从无到有地被创造出来，立异是指把新技能变为新产品，立异的涣散是指把产品商场化与工业化。从创造到立异，从立异到立异的涣散，需求跨过两道“逝世之谷”。企业家与企业要顺畅地跨过这两道逝世之谷，离不开政府方针的支撑以及金融系统的支撑。

　　在成功跨过上述两道逝世之谷之前，科创企业遍及具有“两高一轻”的特征，也即高危险、高收益、轻财物。关于商业银行等传统金融组织而言，为科创企业融资面对以下经典难题：榜首，商业银行关于特定的科技范畴不熟悉，难以给科创企业的中心常识产权与商业形式进行定价与估值；第二，科创企业一则刚树立不久，故而信誉记载付之阙如或十分有限，二则归于轻财物，不能供给满意的典当品，因而商业银行难以对其供给信誉借款或典当借款；第三，商业银行的运营特征是危险躲避型，与高危险高收益的科创企业在气质上不相容。

　　考虑到科创企业的上述特色，因而，在美国等西方兴旺国家，首要依托以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系统对科创企业供给融资。这套系统的首要特色如下：

　　榜首，兴旺国家依据科创企业的生命周期，量身定制了一整套广义股权融资系统，然后能够为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科创企业供给多元化接力式金融服务。这套系统包含天使出资（Angel Investment）、危险出资（Venture CapitalInvestment，VC）、私募股权出资（PrivateEquity Investment，PE）以及本钱商场不同板块的初次揭露发行（Initial Public Offering，IPO）以及增资扩股。在一家公司树立之前，仅凭创始人供给的概念，就或许取得天使出资的支撑。在公司树立后，产品研制出来之前，公司就能争夺危险出资的支撑。在产品研制出来后到大规划投产之前，公司就能争夺私募股权出资的支撑。而到产品大规划投产，公司具有较为安稳的收入与赢利之后，公司就能够争夺到高生长板块或许高科技板块寻求揭露上市。如前所述，天使出资与危险出资能够协助科创企业跨过榜首道“逝世之谷”（从创造到立异，或从技能到产品），而危险出资与私募股权出资能够协助科创企业跨过第二道“逝世之谷”（从立异到立异的涣散，或从产品到商场化与工业化）。

　　第二，在兴旺国家金融商场上，科创企业也能够通过发行债券进行融资。由高危险高收益的科创企业发行的债券被称之为高收益债券（High Yield Bonds）或废物债券（Junk Bonds）。这类债券的特征便是高危险高报答，因而只适合于富有经历的专业出资组织来购买。

　　第三，美国也开宣布了商业银行与VC、PE基金进行协作，联合对科创企业供给融资的投贷联动形式。典型比如便是美国的硅谷银行（Silicon Valley Bank，SVB）。硅谷银行是一家长时间坚持高估值的美国上市银行，专心于服务VC/PE与科创企业的融资需求，一起也衍生出自己的私家银行、股权出资和投行事务。硅谷银行的两大主营事务是为VC/PE供给本钱催缴信贷以及为科创企业供给信誉借款。除信贷事务外，硅谷银行还使用自己在创业出资圈堆集的客户资源，为科创企业与VC/PE穿针引线（靳毅，2020）。

　　VC/PE在树立后，一般不会当即要求有限合伙人认缴资金，而是在发现可出资项目后向有限合伙人宣布催缴告诉。在这种情况下，VC/PE一般期望从银行处取得一笔本钱催缴信贷（Capital Call Line ofCredit或Subscription Line），来协助其完结短期过渡，等有限合伙人资金到位后即还本付息。除此之外，硅谷银行还为VC/PE供给存款、资金办理以及多币种金融解决计划等归纳化金融服务，以满意后者客户跨境本钱活动带来的各类金融需求（吕思聪等，2023）。

　　硅谷银行对科创企业的信誉借款具有以下四方面显着特征：榜首，硅谷银行对科创企业的借款一般选用跟投的形式，也即在科创企业取得VC/PE出资后，依据其取得出资的金额同意必定的信誉额度（一般是股权出资金额的四分之一左右），这适当于硅谷银行使用VC/PE的专业常识，挑选了一批有展开前景的科创企业；第二，该信誉借款或许需求VC/PE供给第三方担保，或许进行常识产权典当等；第三，硅谷银行通过收取高于一般企业借款的利息取得收益，并且一般会向科创企业索要3-5%的认股权证。从历史经历来看，硅谷银行从认股权证中取得的收益显着高于此类借款发生的信誉丢失；第四，硅谷银行还要求科创企业把资金账户开在本行。通过对科创企业日常资金进出情况进行监控，银行能够从旁边面把握企业的运营情况，并及时对缺少资金还贷的企业进行活动性预警和提早处置。

　　第四，在美国本钱商场上，构成了科技企业之间以及传统企业与科技企业之间的吞并收买传统。例如，微软、Meta、谷歌等高科技公司，一直在本钱商场上收买吞并许多中小高科技公司，用来做大自己的技能储备、消除潜在竞赛对手以及与其他巨子竞赛。这就给许多中小科创公司带来了新的退出时机，也显着增强了VC、PE基金股权出资的活动性。

　　第五，在美国商场上，现已构成了由政府（基金项目）、硅谷（高科技企业）、大学（研讨开发）、VC/PE基金与纳斯达克商场之间良性互动的生态系统。在该系统中，人才、数据、技能等要素能够自在流转，该系统科技与信息含量富集，因而也有利于给常识产权进行估值与定价，技能的流转、技能入股、股权转让等进程的流转性显着进步，给系统内一切微观主体均带来了福利增进。在上述生态中，企业家精力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人物，因而上述生态也在活泼刻画企业家典型与标杆（例如扎克伯格、马斯克、乔布斯等）。

　　第六，在美国科技金融范畴内，现已呈现了一些新式金融组织，例如科技投行与万能基金（Mega Fund）（曾刚与杨川，2024）。所谓科技投行，是指具有价值发现与重构、财物评价与评级、常识产权运营与吞并收买等专项专长的出资银行，这类组织由科学家与金融家协作运营。所谓万能基金，是指具有优选种子、涣散出资与巨型规划特征的危险出资基金，这种出资基金能够在危险可控的根底上取得超量收益（Lo，2019）。

三、我国当时科技金融展开面对的问题
迄今为止，我国在科技金融展开方面仍面对如下首要问题：

　　榜首，我国广义股权商场展开面对一系列彼此相关的应战。

　　首要，股票商场长时间报答率显着低于兴旺国家股票商场，并且股市相关方针的行政性很强，这使得一级商场上股权出资退出不畅（图3）。一方面，上证指数长时间以来在3000点邻近徜徉，在提出了一些要害权重股之后，其他股票价格走势长时间下行，这下降了各种类型出资者对A股商场的决心。另一方面，在股市面对下行压力时，证监会一般会收紧IPO，乃至或许暂停IPO，这一行动当然有助于安稳股票商场，但却对VC、PE基金的退出造成了晦气影响。近期，商场风闻，除了新质生产力之外的其他股票的IPO进程显着放缓，这对VC、PE职业无疑构成了新的晦气冲击。

　　其次，当时我国VC、PE基金商场规划与高峰期比较显着萎缩，其间外资参加度显着下降。如图4所示，在2018年，我国境内VC基金与PE基金的出资规划算计2435亿美元，这一规划到2020年下降至1767亿美元。通过三年疫情冲击后，VC与PE基金出资额进一步下降。更重要的是，与疫情前比较，外资VC与PE的出资额下降得更快。在国内VC与PE出资额中，私家本钱主导的基金出资额也呈现显着下滑。例如，依据清科的数据，2023年前三季度，大多数大额人民币基金均由国资布景的办理人主张树立。其间，100亿元以上的基金100%是国资布景，50-100亿元的基金有87%是国资布景。

　　再次，现在当地政府主导的国有股权出资基金扮演着重要人物，但国有股权出资基金太过于着重短期报答，导致其出资风格要比私家基金保存许多。因为各地国资委均对当地国企有清晰的盈余或止亏要求，且不对国有股权出资基金做独自考虑，导致这些股权出资基金过于寻求短期盈余，这无疑违约了VC、PE基金的职业规则，[2]因而导致这些基金出资过于保存，没有充沛发挥其应该发挥的效果。此外，为确保出资成功率，当地政府在资金支撑外，往往还会在商场、环保、用地等其他方面加以歪斜，也即用各种方法下降出资失利的危险。当地政府的这种做法无疑恶化了当地的营商环境。

　　最终，我国许多VC、PE基金的专业化程度不行高，导致经常呈现“一窝蜂”式出资现象。VC、PE基金的杰出成绩来自于专业度，尤其是对特定职业的长时间深入研讨。我国的VC、PE往往是在股权出资活泼期构成的，既缺少满意的专业度，又需求在很短时间内把钱投出去，因而，我国VC、PE经常呈现给抢手范畴（例如芯片、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会集砸钱的现象。再加上许多技能立异对生产率的促进效果原本就具有J曲线的特色，也即初期奉献简单被轻视、后期奉献简单被高估，这就加重了我国股权出资范畴的扎堆现象，也即科创公司“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张晓晶，2023）。

　　第二，我国高收益债券商场展开显着滞后于其他债券商场。当时我国现已成为全球债券商场规划排名靠前的国家，但高收益债券的展开才刚刚起步。导致我国高收益债券展开滞后的首要原因包含：一是监管部分以为债券“违约”是坏事，因而会想方设法遏止债券违约。但这无疑违反了高收益债券展开的规则。这种债券的特征便是高收益高危险，而高收益原本便是和债券违约如影随形的。假如没有满意多的债券违约，商场就无法预算不同职业企业的违约率，因而也就无法给这些职业的高收益债券定价；二是如前所述，高收益债券需求专业的出资者，而我国的组织出资者与评级组织一般对详细的科创职业研讨缺少，因而也就难以展开专业的出资。

　　第三，我国商业银行在针对科创企业的投贷联动方面参加缺少，且成效有限。在曩昔一段时间内，虽然我国商业银行也在展开所谓的投贷联动，但这些投贷联动一般束缚于商业银行信贷部分与商业银行股权直投部分或子公司之间的协作，我国商业银行并未与本身之外的闻名VC、PE基金树立常态化协作机制。例如，我国商业银行很少借款给VC、PE，并经往后者直接出资于科创企业。公私分明，商业银行直投部分在股权出资方面的专业度一般弱于VC、PE基金，这就意味着，在投贷联动方面，我国商业银行的参加度与前述硅谷银行比较要低许多、浅许多。

　　第四，我国的常识产权商场不行兴旺，常识产权在定价、规范化与活动性方面有显着短缺，这束缚了常识产权融资的展开。虽然当时一些商业银行也在推进常识产权的质押融资，但因为在定价、规范化与活动性方面的束缚，常识产权质押融资的整体规划较低、常识产权质押融资的单笔质押率较低，且商业银行参加的活泼性较低。

　　第五，尚未在政府、高校、企业、VC/PE基金、本钱商场之间构建科技金融的杰出生态。例如，现在高校教师从事应用型研讨的鼓舞较强，但缺少动力展开根底研讨。又如，迄今为止，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协作并不充沛。再如，因为在美国中概股与香港H股股价暴降，许多我国高科技企业的企业家现在动力与决心缺少。一个相关的例子是，在世界经济论坛办理层定见查询（Executive Opinion Survey，EOS）中有一个大学与工业协作研制指数（University-Industry Collaboration in R&D）。在该指数2019年的排名中，我国仅位列第30位。该指数2019年的前10位国家别离为以色列、瑞士、芬兰、美国、荷兰、新加坡、瑞典、德国、卢森堡与丹麦。

四、方针主张

　　针对咱们上述对科技金融世界经历与我国问题的剖析，咱们就下一阶段怎么加速展开我国的科技金融，提出如下方针主张：

　　榜首，大力展开我国的股票商场，尤其是要推进股票商场的商场化法治化变革。正如《中共中心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变革推进我国式现代化的决议》所指出的，“健全出资和融资相和谐的本钱商场功用，防危险、强监管，促进本钱商场健康安稳展开”。要尽力推进养老基金等长时间资金进入我国股市，进步长时间本钱与耐性本钱的比重（张明、曹鹏举，2024）。要长时间重拳冲击股市造假诈骗现象。要推进股市的商场化法治化变革，防止通过行政手法来调控股市涨跌。

　　第二，全力展开我国的VC、PE基金商场。一方面，咱们要进步外资在华展开VC、PE出资便利性，欢迎外资基金从头回到我国商场。另一方面，咱们要大力进步国内民营VC、PE基金的专业性与商场化程度。此外，对政府股权出资基金而言，要防止对其进行短期性盈余查核，而要在长周期内“算总账”。最终，要从补齐税收优惠、人才确保、准入束缚、退出机制等方面的短板下手，优化我国VC/PE的展开环境（董昀，2024）。

　　第三，鼓舞高收益债券商场的展开。政府相关部分要把高收益债券商场与传统债券商场区别看待，改动对企业债券“违约”的观点，把债券违约看作一个正常现象，容许债券违约，然后构成商场化的违约率。要进步高收益债券商场出资者的专业度。

　　第四，应鼓舞商业银行与VC、PE基金展开密切协作，创立与完善我国版的“科技支行”形式。这就意味着，商业银行、VC/PE基金与科创企业三者之间应该树立起密切协作的信息同享与资金融通机制，以下降科技融资常见的信息不对称性及相关危险。如前所述，硅谷银行的形式值得参阅学习。

　　第五，我国应该加速构建全国性与区域性常识产权商场的力度，引进第三方组织力气，尽力进步常识产权的定价才能、规范化才能与活动性。在此根底上，进步常识产权作为典当品、质押品与本钱品的才能。从现在国内外实践来看，常识产权质押事务现已发生了如下立异：一是采纳多种质押物组合的方法供给融资，也即通过以专利、版权、商标等多种押品组合质押的方法，来下降信息不对称危险，进步借款企业的违约本钱；二是施行银、政、担多方协作融资形式，由银行供给融资，由当地政府供给补助，由第三方担保公司或稳妥组织或危险补偿基金为借款人供给确保担保，企业则以常识产权为质押为担保公司供给反担保；三是规划投贷联动计划，也即银行通过股权出资协议的签署来束缚企业的道德危险，一起以常识产权质押为辅来进步违约本钱；四是财物证券化产品形式，也即以小额借款债务为根底财物，以常识产权为质押发行ABS产品，将多家企业债务打包入池，添加债务人涣散度并下降企业融本钱钱（曾圣钧，2022）。

　　第六，构建政府、高校、企业、金融组织、本钱商场之间密切协作、和谐互动的科技金融生态，并大力宏扬企业家精力。培养我国的科创首领，并在年青科研人员与学生中发挥杰出的带动效果。

　　第七，发挥我国特色，用好方针性开发性金融组织，让其更好地为国家严重科技立异渠道建造服务。在这一方面，德国的经历值得咱们学习。德国的方针性金融组织在支撑科技企业融资方面发挥着重要效果，且首要通过三种方法展开融资服务：一是针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科技企业发放差异化借款，且借款利率显着低于商场利率；二是与商业银行协作展开“转贷服务”，也即企业向商业银行提出借款请求，经商业银行开始剖析后提交方针性金融组织一起进行危险评价，请求经往后再由商业银行供给借款。商业银行通过“转贷服务”能够赚取方针性金融组织利率与商场利率之间的利差，并拓宽中小企业客户群。方针性金融组织通过“转贷服务”则能够进步借款发放功率，补偿其没有网点的补助；三是方针性金融组织能够组成出资基金，对科技企业进行股权出资以充分其本钱金（袁喆奇、许淼，2024）。

　　第八，构建中心与当地危险共担、担保与稳妥有机结合的信誉确保系统。例如，构建科技金融危险补偿资金池、理顺再担保系统、树立政府性融资担保系统等，通过各方的合力来完善增信、分险与引领功用（张晓晶，2023）。在这一方面，德国担保银行的事例值得参阅。德国在1990年树立了担保银行，每年约为一半的中小企业供给担保。德国担保银行不能从事吸收大众存款或发放借款事务，只能从事借款担保事务。该行不直接受理企业请求，而是与商业银行进行协作。企业通过商业银行提出担保请求，担保银行通过评价后，将不同请求划分为18个等级并确认担保额度。在危险共担机制方面，德国担保银行与商业银行别离承当80%与20%的危险。但因为担保银行承当份额中有65-80%的部分由政府承当，因而担保银行实际上承当的危险不到三成（袁喆奇、许淼，2024）。

　　参阅文献：

　　Lo， Andrew． “Can Financial Engineering Cure Cancer？”， cdo.mit.edu，July 11， 2019．

　　董昀（2024）：“建造多层次科技金融系统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科技与金融》，第4期。

　　靳毅（2020）：“顺势而为的硅谷银行”，金融界网站，7月2日。

　　科技部（2011）：“关于印发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能展开规划的告诉”，国科发技【2011】270号，7月4日。

　　吕思聪、陈昊、鲁政委（2023）：“硅谷银行：成于科创，死于违背科创”，我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4月29日。

　　潘圆圆、张明（2018）：“我国对美出资快速添加布景下的美国外国出资委员会变革”，《世界经济谈论》，第5期。

　　袁喆奇、许淼（2024）：“总起篇：从海外经历看科技金融展开形式挑选”，科技金融系列陈述之一，安全证券研讨所，1月29日。

　　曾刚、杨川（2024）：“科技金融——我国立异金融的实践”，国家金融与展开实验室，3月21日。

　　曾圣钧（2022）：“常识产权普惠方针成效显着，推进湾区科技金融服务立异”，中银研讨之经济金融热门快评，第69期，3月3日。

　　张明、曹鹏举（2024）：“我国养老金融：现状、问题与主张”，《债券》，第4期。

　　张明、刘展廷（2024）：“科技金融：理论头绪、实践现状与研讨展望”，《新金融》，行将宣布。